Google

谷歌每年会接到 100 万份求职申请。据估计,130 个申请人里只有 1 人能成功。相比之下,申请就读哈佛大学的学生,每 14 个人里就有 1 人成功。和进哈佛大学一样,谷歌员工必须越过若干艰难的障碍。谷歌山景城总部是幸运员工的聚宝盆。这里有 11 家美味的餐厅提供当地种植的有机食物,而且免费;随处可见攀岩墙、游泳池。谷歌员工有免投币的洗衣机,可免费注射流感疫苗,上免费的外语课,员工购买混合动力汽车可得到 5000 美元的补贴。

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

然而,典型的谷歌“福利”可不是生鱼片或按摩,是“20% 项目”。谷歌的工程师们可以每周花一天时间来干自己选择的项目。这可是梦幻般的赌博。你无法想象宝洁公司会让员工每周拿一天时间来“梦想”新款洗发水。而在谷歌,这事儿就行得通。据报道,谷歌有半数以上的收入来自“20% 项目”孵化的点子,其中包括谷歌邮箱、谷歌地图、谷歌新闻、谷歌星空和谷歌语音。

如何衡量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天赋呢?几十年来,商学院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。很显然,很多聪明人就是没有这种额外的“灵光”,或者随你怎么称呼它。

这个问题是由尼古拉· 果戈理(Nikolay Gogol)提出来的。果戈理在小说《外套》(The Overcoat )中评论说:“有些裁缝只会塞塞衬里,修修补补,而有些裁缝却能做出新东西——他们之间隔着一条深渊。”谷歌投入了 20% 的工程劳务成本,来区分谁是称职的软件裁缝匠,谁是能创造出杀手级应用的软件天才。

对于刁钻古怪的面试题,潜在的答案有很多,不应该急着确定第一个看起来“还不错”的念头。要琢磨出一流的答案,需要仔细聆听问题的措辞。爱因斯坦曾说:“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。”

创造力才是真正重要的

创造力演变成一个人力资源概念,是冷战时代太空竞赛的遗留产物。1957 年,苏联发射了第一颗轨道卫星,惊醒了自满的美国人。美国在科技世界的领先成了过去式。社论家们担心,美国会在技术创新上落后。于是,学校改革课程,强调科学和创造性思维。雇主们认定自己也需要跳上创造力的大马车。他们开始打听,怎样才能识别出未来的发明家、企业家和领导者。

如果推销的说法靠得住,雇主的任务应该很简单:聘用智商得分最高的合格求职者就行了。现实情况是,智商测试在招聘上几乎没有明显的价值。当然,这并不是说智力不重要,但工作和教育经历传达了更多的同类信息。

智商高的人不见得总是好员工。一些人是聪明的懒虫,什么也做不了。

智力和成功之间的脱节,变成了智商心理学家们的尴尬之处。到 20 世纪中叶,他们想出了一些办法,把这颗酸柠檬变成了好喝的柠檬水。托马斯· 爱迪生的一位助手,康奈尔大学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路易斯· 利昂· 瑟斯通(Louis Leon Thurstone),因为着迷于探索智力和成功的奥妙,改行成了心理学家。与早期支持智商测试的其他人不同,瑟斯通认为,“智力”不是单纯的一种东西,而是多种不同技能的综合体,如文字表达的流畅度、空间感和推理等。他说,这些技能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联。你可以擅长一件事,但其他事却做得蹩脚透顶。

曾在军队做过心理学家,后来在南加州大学寻到差事的J.P. 吉尔福特(J. P. Guilford)把瑟斯通的主张推到了极致。他把智力分为 180 多种不同因素。原则上,所有因素都可以衡量(如果有谁的耐心足够好的话)。

“创造力”行业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埃利斯· 保罗· 托兰斯(Ellis Paul Torrance)。他认为,创造力不仅有别于智力,而且还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智商测试达到顶峰时就做出策略性转移,是一个极其精明的事业举动。企业就职智商测试不仅找不到有力的证据证明其效果,而且,在民权运动的冲击下,美国企业首次出现了多元化意识。从统计层面上很容易看出,智商测试对少数族裔有偏见。由此,雇主放弃了智商测试,以及其他各种标准化的人格测试。

我们大都知道“智力”(intelligence)的意思。它是准确推理、把握周围世界微妙之处的能力。如果动力十足,聪明的人学东西会更快,在学校或企业里干得更好。而“创造力”则是一个更灵活的词汇。励志演说家总会举出达· 芬奇、史蒂夫· 乔布斯、莎士比亚、亨利· 福特、奥普拉· 温弗瑞等人的名字,说他们是创意十足的榜样。具有“创造力”的企业,往往被等同于“成功”的企业。然而,许多了不起的成功故事都向这种简单的认识发起了挑战。

谷歌的最初设想来自梦里。一天晚上,拉里· 佩奇醒过来,冒出了一个概念:“如果我们能够下载整个网络,并将链接保存下来,那会怎么样呢……我赶紧抓起一支笔,开始写起来。”佩奇和其他所有没能创办一家改变世界的企业的博士都有哪些区别?仅仅在于他做了一个幸运的梦吗?还是别的什么?

创意无非是常识而已

计算机博士和你妈妈比起来,你认为谁的智商更高呢?谷歌做过面试工作的工程师保罗· 季马(Paul Tyma )决心一探究竟,他的一道面试谜题是这样的:假设有人给了你 100 万份记录表,每张表上都记录着一个大学生的信息。要按年龄对其排序,你会怎么做呢?

季马向自己的母亲提出了这个问题,她对计算机学是一无所知的。然而,季马太太的回答比季马面试过的许多高学历求职者都更有效率。

这怎么可能呢?季马妈妈回答说,她会分堆。看看第一张纸上记录的年龄。如果是 21 岁,就把它放进“21 岁”的堆里。如果下一张纸上写着 19 岁,就把它放在“19 岁”的那一堆里。依此类推。每张纸只需看一次,等完成之后,把各堆按年龄顺序收集起来。大功告成!

这个过程比许多谷歌求职者提出的“快速排序”算法快 20 倍左右。听了季马妈妈的解法,好些求职者都抓狂了。“快速排序”保证最快!教科书上确实这么说的!

他们忘记了教科书上还印着小字呢!快速排序以比较为基础:这个数字比那个数字更大吗?但要排序,并不一定需要比较。这里,就不需要这么做,因为记录有很多很多份,而大学生的年龄却只有寥寥几种。快速排序像瑞士军刀,功能多样;但对这份特殊任务,妈妈的“分堆”法要好得多。

创意的一个神秘之处在于,革命性概念往往出自圈外人的非专业视角。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太习惯于思考大功率算法,动不动就把它们使唤出来。季马太太却没有这种精神包袱,靠直觉给出了更好的解决办法。有时候,“创意”无非是常识而已。

怀着对微软人的歉意,我还是想用另一个拿微软开玩笑的故事作为结束,因为它很好地提出了论点,一个不只适用于微软,也适用于各行各业的论点。

一架直升机盘旋在西雅图上空,突然出现故障,所有的电子导航和通信设备都不能用了。云层太厚,飞行员无法判断自己置身何处。终于,他看见一座高大的建筑物,就朝它飞过去,盘旋着,亮出一张手写的牌子,上面写着几个大字:“我在哪里?”高楼里的人迅速对飞机做了回应,也写了一张大字招牌:“你在直升机里。”飞行员微微一笑,看了看地图,确定了飞到西雅图塔科玛机场的路线,安全着陆。降落之后,副手问飞行员是怎么做到的。飞行员回答说:“我知道那儿必定是微软的大楼,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个技术上正确却完全没用的答案。”

创意的一个神秘之处在于,革命性概念往往出自圈外人的非专业视角。“创意”无非是常识而已。